2018年4月6—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2018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安举行。此次会议由西北大学承办，来自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教育部社科委和教指委部分委员以及特邀专家学者近30人参加了会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张福贵教授传达了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学者们围绕《编制学科发展状况报告》等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研讨，并就“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文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新时代的新要求：教育部相关会议精神传达
张福贵教授首先传达了3月27日教育部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的工作会议基本精神。
今年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在十九大精神指导下，注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在新时代的新特色、新发展。多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效显著，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今后要从更高层次总结经验，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首先要立足服务需求，优化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提高质量。其次要扩大高校研究生教育的主动权，推动研究生自主招生。再次要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包括学科建设的第三方评价和多方评价机制。现代大学的本质是科教融合，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如今，我国一流大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已超过全国研究生数量的50%。“双一流”建设是2018年工作要点，要研制评价机制、建设办法以及学科发展规划报告，明确各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建议，加强研究生核心课程体系建设；要加大学位的自主授权改革，动态调整。在“双一流”建设中要发挥好专家作用，今后学科组的主要工作之一应是指导本学科领域“双一流”建设，而不只是简单的评议。另外，要形成一种学科学术联盟，在开展本学科质量评估的同时，也要与其他学科进行一种广泛的、经常性的交流。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于学科建设和征求意见稿的讨论
张福贵（吉林大学）：我认为要把“双一流”建设和学科的发展作为学科组今后的主要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全国高校的学科发展作为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全国中文学科负责。我们要兢兢业业，增强政治理性和学科理性，用职业化、专业化的学术态度对国家的教育事业负责。政治理性对于学界来说是一个底线。学术理性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怎样承担起对国家发展及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特殊责任。增强学术理性的关键是练好内功，在适应量化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多产出传世之作。另外，研究生课程体系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核心问题。对形成学科特色优势和培养学科人才来说，相关课程设置是不可或缺的，要用特色课程来加强学科特色和学术承传。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按照“双一流”的建设标准来看，与其他学科相较，虽然中文学科的水平在国内位居前列，但在国际上很难说是一流的，主要原因在于语言学拖了后腿。这是因为语言学有全世界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其在世界上的评估标准是相关成果在国际上的发表和引用情况。理论语言学、语言与认知、语言与大脑、语言与社会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在中国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曾提出将中国语言文学分成两个一级学科，也有人建议再增设一个学科门类。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语言学或许太小，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与中国文学并列的一级学科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语言学学科里，除了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外，还有语言学理论和一些交叉学科，如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工程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学等，如何平衡各分支学科间的关系，是我们应讨论的问题。此外，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在我们本土产生和发展的，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有必要与海外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研究院，将双方的学术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互补，从而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今，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提升，大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今后学科发展趋势是人文和技术的深度结合。语言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在今后将有更多的人才需求。语文所培育的素养和知识，是21世纪合格公民所必备的。现代高新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与语文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合作变得越来越紧密。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意义，强调其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的战略意义。所以，无论是语言学还是文学，将来都会有更多的成长机会，比如文学成长为学科门类，语言学生长为一级学科，这些都是我们愿意看到和给予支持的。
陈晓明（北京大学）：我们跟QS官方以及美国、英国的大学，做了很长时间的调研。西方的语言学科和中国的语言学科概念存在差别。西方的modern linguistic 即现代语言学，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学科，包括自然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而中国语言文学则包含在QS的modern languages，即现代语言学科之中。QS是英语世界主导的，所以这个排名把“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单列出来，其他所有现代语言文学研究都放在modern languages中。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西班牙语言文学研究，日本东京大学的日语语言文学研究，美国哈佛大学的法语语言文学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等，都被绑在一起，这是个很大的范围。如果中国汉语言文字学与文学分离开来，传统的语言文学的核心内容还会涉及什么，与汉语言文字学又会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陈引驰（复旦大学）：我觉得在大学的建设和学科的建设上，不适宜遵循单一的标准和指标。西方的一些大学排行榜，其实是商业性公司做的，真正的大学并不会在意它们。在比较大学排行时，看体量，看项目，看经费，看论文，意义很有限。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没有工学院，没有医学院，照我们时下的标准，它还能是一流大学吗？综合性的巨无霸学校当然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更要有具有某方面不可替代的突出优势的特色大学。学科建设也是这样，就中文而言，某个学校的八个中文二级学科都强，这当然好，但其实做不到；依我看，如果有三五个领先，就是强的了。再退一步说，即使只在一两个方面具备相对优势，那也很好。现在用一把尺子来量，实在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尊重差异、尊重多元、尊重特色，这样才会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和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的建设，也许可以和本次会议安排的学科发展报告、核心课程设计等工作结合起来。学科发展报告应通过比较研究来分析本学科的基本设置、潜在空间和发展方向。我觉得，一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多了解和参与国外通行的那些评估体系，不能完全不加理会。比如QS的同行评价所占分量非常大，如果不参与，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当然会被低估。另一方面，又不能太把这个当回事，因为它毕竟主要由英语世界运作，就连欧洲的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学也可能被忽略。另外，对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而言，在尊重其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才有望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我认为，基础学科要坚持基础学科的标准，大学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学术，不能为似是而非的时尚所左右。近些年，美国、英国的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其实都在试图加重中国的分量，西方标准中的中国元素也一定会越来越多。因此，中国的基础学科在其中肯定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必须有所持守。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学科建设现在面临很多挑战，怎么留住人才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就各个二级学科最优秀的学者来说，学校应尽量给他们相应的支持，保证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当然，在“双一流”建设和人才大战的背景下，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选择空间。我最担心的是“双一流”建设对于学科本有之义的忽略，比如母语的运用问题。目前，无论博士论文，还是其他性质的论文，在当前教学模式下过多地呈现出单一色调。中国语言文学该怎么研究，我们自己的范式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课题。在“双一流”建设中能不能保持特色是特别重要的。我认为母语的打开方式有无限种可能，但目前流行的教学方法只体现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可能。现在二、三线城市的高校、专科学校缺少优秀老师，教育生态确实存在问题，出现较严重的同质化倾向。我觉得若要形成一个中国学派，就要有教育的个性，允许每个学校的办学理念存在差异性。办学特色非常重要，只有营造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环境，才能有精神的突围，我们的青年也才有选择的空间和余地。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针对已完成的学科评估工作，我在跟几位老师交换意见之后，觉得我们做得对。我们的评估工作都是出于良知和对学科建设的考虑，并希望以此来促使学校重视中文学科的建设。很多学校在申请到中文学科点以后，又把中文学科边缘化。抽查评估、限期整改等措施也是对它们的促进，因而我们该坚持的原则还得坚持。另外，语言学的内容太复杂了，甚至可以独立成门类，即使作为一级学科，也已经远远不够了。如果学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不搭界，就不应将它们纳入同一个一级学科里。从操作性上来讲，语言学成为一级学科可能有难度，但从学术性和学科性上讲，我认为它是可以独立成门类的。
曹顺庆（四川大学）：语言学、比较文学作为一级学科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学科发展的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问题。这两个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在学科设置上没有跟上国际步伐。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发展，像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人工智能等，都离不开语言学。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比较独特的学科，是我们当前学科跨文化、跨学科的重要据点。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来说，这两个学科独立出来，一定会在人文学科内起到一个很大的推进作用，跟国际接轨也会做得很好。当我们面向世界建设“双一流”的时候，这两个学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这次会议把这个问题向教育部或相关部门再次强调一下，希望这件宜国、宜学科、宜学生的好事能够加快做好。
马重奇（福建师范大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独立成为一级学科这个问题，我们在写学科建设意见的时候一定要突显出来。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存在很多乱象，某些大学的课程设置比较随便，大都因人设课。若要提高教学质量，应当严格遵循学位办制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要求。学位办相关文件出台以后，各个研究生院、研究生处应该根据学位办发的培养方案进行讨论，并贯彻落实。这次要编核心课程表，我觉得非常好。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制定出台之后，就一定要贯彻落实和检查评估，否则教学质量就没有办法提高和保证。
赵小刚（西北大学）：对西部院校而言，学科建设问题其实主要是师资队伍问题。长期以来，西部院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不少困难，或者是应聘者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是学校不能满足对方提出的条件。另外，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地域、经费、学科平台等，西部人才的流失也比较严重。因此，对西部的大学来说，如何把人才队伍稳下来是个很大的问题。
王春泉（西北大学）：西部院校对整个教育资源的吸纳能力有限，在争取人才方面也有困难。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对西部院校的学科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能够对目前虽不是国家“双一流”建设专业，但是省级一流专业提供大力支持。此外，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学科建设面临一个内在需求与外在约束的矛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尤其值得思考。
段建军（西北大学）：在全国同行的支持下，西北大学文学院以打造“西部领先，国际一流”为目标，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目前，我们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中国语言文学为陕西省一级重点学科，陕西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为陕西省特色学科，汉语言文学为教育部特色专业、陕西省一流专业。此外，我们还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工程办公室“马工程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等。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校的中文学科进入前30%，处于西部领先地位。在新一轮高校学科发展竞争的格局之下，我们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与同类高校相比，经费投入不足；与全国一流学科相比，高端人才引育、国家重大项目承担、国际化合作研究等方面尚有差距等。
李浩（西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中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队伍建设等，一方面需要教育部门加大经费投入予以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从机制、体制上不断创新。如何盘活资源、协同创新、辅翼学科、共创一流，是我们近年来念兹在兹的首要任务。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自2016年7月成立以来，先后被遴选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省文化传承类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单位。我们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发挥西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优势，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已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如举办“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化国际高端论坛”“杜甫与长安文化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会议，聘任了党圣元、葛承雍、钟勇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为特聘教授，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系列“通讯”“集刊”及“丛书”。在这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希望为中国文化在新时代返本归元、开拓创新，搭建国际性开放平台，培养精尖创新人才，发出西北大学声音，提供西部解决方案。
增强学术理性坚守学术伦理
张福贵（吉林大学）：今天讨论的问题分两大类：一类是外在的框架、规则，一类是内在的机制和功能。教育部相关文件纲要以及一些“双一流”建设的方针政策，是中文学科发展的外在环境和前提基础，如何在这些框架规则内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双一流”建设启动之后，中文学科处于一个被相对边缘化的状态，这可能是由学科价值观的成见以及中文学科的特点决定的。中文学科有时被社会看得太轻，有时又被看得太重，如何调整这种错位的关系，需要我们学科本身思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流、非一流的学校和学科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双一流”建设是漫长的，这标志着其对于中文学科建设影响将是空前的。
过度量化的机制制约着个人和学科的发展，也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分配。我们应在积极适应这种量化机制的同时，逐步淡化这个机制。在量化基础之上，产出影响世界的中国经典学术。在开幕式中，我讲到政治理性和学术理性问题，二者的核心问题是怎样通过真诚有效的学术环节履行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对国家发展和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特殊责任。提升我们的学术理性，关键是练好内功，在适应指标体系基础上为民族和人类贡献更多的思想。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们中文学科组要对全国中文学科的发展负责。一方面，我们要向教育部提供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建议，另一方面，对全国中文学科发展中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评价。虽然我们的建议和评价可能不适合，但是其中不能少的是真诚负责精神。我想这既是我们每个学者和学术评价者的基本责任，也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学术伦理。
